思君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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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也深谙云也知，离长聚短少欢诗。
汪家和明家，是有杀父之仇，自然不共戴天。而先生却偏偏喜欢上了汪家的大小姐。大姐得知消息之后一怒之下在小祠堂里把先生在小祠堂里打到昏厥，然后转天先生身上的伤还没好，就被送去了法国巴黎。
那时候我是担心先生的。怕他万一路途遥远，若是遭遇不测；怕大姐拮据他的吃穿用度，先生是不会理财的，若连温饱都保证不了该如何。先生去了一个月，才打电话来。大姐虽然生他的气，却还是细心叮嘱着种种，轮到我，先生便又是长篇的训话，说到我耳朵嗡嗡作响，明台抢走电话才算完。
先生之后，每个月都会来封信。信件来往在当时受限制，所以先生只是说些学校里的琐事，并不谈及家里的情况和法国的政治风云。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先生已经有了信仰。先生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法语，我便听他的，在法国租界的书店里看书，店老板并不歧视我，反而有时候笑眯眯的给我巧克力，我如鱼得水，法语进步得很快。
有时候在电话里，先生不想叫大姐听的，就拿法语和我讲。大姐总是要追着问什么意思，到要难为我变出谎话来骗她。其实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，不过是先生想知道汪小姐的近况，并让我托人去打探消息。
汪小姐自从和先生的事情被大姐知道之后，整个人萎靡了很多。她本来以为先生不去学校是因为身上有伤不方便，却不想先生早就出国，连句话也没留给她。她许多次来找我，咒骂大姐，语言恶毒，我身份尴尬，总是要劝的，却不想引火烧身。我不敢和大姐说，怕她闹到学校去，只好偷偷告诉先生。先生叫我能忍便忍，毕竟感情也不是荡然无存，是他有错在先。
家族的错，从来不在于个人。命是不能怨的，我们都得认命。
后来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糟糕，先生说他给我争取了个在那边读书的机会，问我愿不愿意去。大姐默许了，我连夜收拾行李，奔向巴黎。先生的生活比我想象的优越，大姐并不苛待她唯一的亲弟弟。虽然嘴上严厉，却对我的接济和明台明目张胆的汇款不闻不问，有时也会给我塞些钱，补贴我的生活。
先生去机场接我，说十分想念我的厨艺，只因为在巴黎的西餐吃着腻了，想吃些家常的上海菜。他哄着我做了饭，收拾了屋子，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蒙了，却又不好再反驳什么，只得故意在菜里多放些盐，咸着先生。先生尝出不对，皱着眉头却不点破我的小伎俩，让我有点失望，也就不和他闹了。
先生那时候已经在巴黎大学教书了，经济系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明教授。我想学艺术，被先生骂了一顿，强逼着我改成商务。我为这件事和他冷战了三天，当然他也三天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。后来还是我妥协了，学商务正好以后可以帮衬他照顾家族生意，给大姐分忧，也没什么不妥。
校友们很快就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毕竟两个同姓的中国人，还总是一同出入校园，未免太引人侧目。同学们知道之后，写给先生的情书，就转交给我；写给我的情书，就拜托给先生。我们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互相交换情书，先生总是一转身就全部丢到，我还是会看的，毕竟女孩子一片心意，有时候我会记几个名字，第二天主动感谢一下，然后表明我的心意。
法国女孩讲浪漫，自然懂不该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很快就都“移情别恋”。然而她是个例外，她叫苏珊，比起一般开朗活泼的女孩，她显得格外安静。我们俩在一起上西方艺术史，她很喜欢艺术，我们有许多共同话题，不知不觉的，就在一起了。先生起初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进展到了哪一步，只叫我善待她，要多替她着想。有时候先生也和我分享一些他的经验，以免我步他后尘。
后来我们还是没能真正成为情侣。我们对于未来的分歧太多，脾气像她那样好的，最后还是忍不住骂了我，一场闹剧收场。我很遗憾没能遂了她的心愿，但是人总是要走上不同的道路，我们的差距太多，在一起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，反倒没有那么在意了。
先生的反应迟了很久。我和她闹翻的一周后，他才问我和苏珊怎么样了，我和盘托出之后，他并没有太大的惊讶，只是说，受伤的总是女孩，要多包容些才是。我想他也一直觉得亏欠汪小姐的一句抱歉，才如此告诫我的。
于是乎，这场闹剧过后，日子又趋于平常。我依旧上学下学，在家里准备早晚饭，收拾屋子，侍弄花草；先生依旧上班下班，在学校替我买好午餐，整理床铺，熨烫衣物。我们的分工合作很好，家里也比我来之前要有生气的多。
后来，大姐不放心明台，把他也送过来了。明台小学的时候，随着大姐在日本呆了两年，适应能力极好，也很有语言天分，即使不肯用功学，真到迫不得已，也能逼出来。明台也读了经济系，成了先生的学生。明台对这个安排并不满意，吵着说是我们压迫他，大姐倒觉得踏踏实实做个学者安定，所以难得一次不向着明台说话。
明台调皮的天性还是没改。该逃课依旧逃，该不学习依旧不学习，只有学到先生的宏观经济基础，才稍微有所收敛。学校里的人都知道，明家来了三位少爷，但这小少爷最好亲近。明台也受女生欢迎，他和我和大哥的做法不同，他总是能变着法的讨女孩的欢心，变个玫瑰花，弄出小惊喜，在广播里提到谁的名字。每次明台回来，都会兴致勃勃的说着今天的女孩，先生总是沉着脸，骂他轻浮，他便立马闭口不谈，以此往复。
平静的日子过久了，便要生出风波，这似乎是个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先生早出晚归，卧室的门总是紧紧锁住。很多时候，还在烧一些东西，弄得屋子里乌烟瘴气。若是问他，便定然是顾左右而言他。
我那时候接触到了蓝衣社这个组织，都是些想救国的青年人，纠集在一起，试图改变国家。我开始谨慎小心，怕被先生知道，家里不允许参与政治，我自然也没有那个胆子。可后来，国内的事态不断变得糟糕，九一八事变的惨烈和屈辱被一次次重新提起。我也动了加入蓝衣社的念头，我本是想着先保密，若是万不得已，再拼死抵抗。却不想，刚加入蓝衣社两个月，我们接到了一个转移伤员的任务，接头的人，就是先生。我当时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，我第一次自己一人，做了一个和先生一样明智的决定。我按下心中的兴奋，完成了任务，却不想回到家，先生变了脸。
先生厉声呵着我，说我欺上瞒下，违背家规。我尚未来得及反驳，就被他一皮带打到地上。那晚实在太过于疼痛，以至于七十年过去了，记忆还在。他的皮带落得没有章法，只是单纯的泄愤，后来那纯牛皮皮带被生生打断，他才停了手。后面的事情，我是听明台说的，先生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我早已失去了意识。先生硬是拽来了医生好友，给我处理伤口。半夜我伤口感染发了高烧，打了退烧药也没有用处，先生就跪在我床边，等我醒来。
次日清晨，等我有了意识的时候，先生就枕在我被子上，我刚一动就吵醒了先生，他长舒了一口气，认真的看着我：“阿诚，对不起，是大哥的错。”
他这一生极少道歉承认错误，他却那么认真的和我说了对不起。
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，却还是做了，受了这些倒也不算什么。然而我更好奇的是，先生为什么会加入蓝衣社，成为我的战友。他看出我的疑惑，安慰我好好休息，不要多想，自顾自的说起了一个故事。
他本来想这一生安安稳稳，不料国难当头，他不得不挺身而出；
他本来想着参军上前线，却不想他的价值，远不止于一个小卒。
所以他选了最危险的一条路，一寸差池，就是万劫不复。他没退缩，我也没理由放弃。他问我是否做好了捐躯赴国难的准备，我点头称是，他忽的笑了，“阿诚啊，是我小看你了。这份勇气，很好。”先生从不喜欢夸我，谦虚使人进步，他总是这样说。他这样开诚布公的夸奖，到令我有些受宠若惊。
他又说了些什么，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大约都是些关于组织的政策的虚言。最后，他说——
从此，你我都要走上一条最艰苦的道路，阿诚啊，你本不必如此的。
我没有回答他，如果可以，我现在想告诉他，“只要同你在一起，就算是在刀尖上讨生活，又怕什么？”